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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
——涉嫌受贿29套房产的外高桥官员陶建国庭审纪实

2009年8月15日 16:53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宋宁华 选稿:郑闻文

  对许多普通老百姓而言,一辈子的收入不过换来一套“蜗居”的陋室。但继拥有14套房产的“炒房区长”——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走上被告席后,原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陶建国,以拥有29套房产将这项“纪录”刷新。昨天,此案在市一中院结束审理,法官将择日宣布此案的判决结果。
  
  当陶建国为自己的行为解释、辩护时,在相关证人证词被宣读后,其“亦官亦商”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
  
  自称房产是“经商正当收入”
  
  在法庭上,检察官对陶建国发问:“2000年到2008年期间,你是否为上海申港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上海兴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开发的曙光苑、曙光北苑、曙光东苑,以及川沙镇王桥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合庆镇小商品市场等项目提供帮助,收受上述两公司经理洪某给予的现金69万元及价值1379万余元的房产29套?”
  
  陶建国自辩:我承认收了这些财物,但行为性质不是受贿,而是我经商、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的“正当”收入,在审批项目方面我完全是依法审核的。
  
  为了说明自己的“经商”行为,陶建国详细回顾了自己当公司“大股东”的经过。
  
  “1998年,单位送我去党校学习,后来又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实习。因为我原来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土木工程,经过实习,对这个行业就更感兴趣了。我一时心血来潮,找了当时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洪某,让他找了几个‘有办事能力’的人,成立一个股份制房产公司。”
  
  “我给公司起名叫上海申港房地产有限公司,‘申’是‘上海’的意思,‘港’是香港的意思,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这本小本子至今我还珍藏着。”
  
  同时,陶建国还“咬”出了另外几名公司的大股东,他们是当时一名村书记、一名镇长、一名镇党委书记等。“我当时是以我老婆的名义入股的,他们也是以亲戚的名义。到了2003年,我才听说官员不能经商,又把名字换成了我老婆的弟媳妇的名字。”
  
  陶建国说,后来,5名“大股东”意见发生分歧,他和洪某另起炉灶,成立了上海兴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钱是别人给的,为什么给,你得问他”
  
  针对陶建国的“经商说”,检察官继续追问:你说自己是公司大股东,那你是如何管理公司事务的呢,是否有资金投入?
  
  陶建国表示:“我把自己的房子和洪某的一起抵押给银行,共1000万元,作为公司运营资本。但我承认,公司注册资本一分也没有。我曾以表哥名义借给公司2.5万元,但表哥不知道。我还出了几千元招待费。我的叔叔把一辆汽车借给公司用。我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主要是开会,讨论包括确认公司项目,成立、解散公司等事由。”
  
  “那么,你到底从房产中获利多少?”检察官问。
  
  陶建国说,自己收受的29套房产都挂在母亲的名下。除了一套别墅自住,其他均由洪某代为出租获利。“到底收了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很多钱拿到就用光了。”
  
  检察官还就被指控的另外3节事实发问。其中,陶建国被指控收受开发商上海某置业公司总经理徐某给予的现金27万元,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收了这笔钱?
  
  陶建国回答得很“无辜”,“钱是别人给的,为什么要给?你得问他了。他说给我买车,但我没买,我开的车是洪某借我的一辆帕萨特轿车。”
  
  对于在妙城公寓项目中收受陆某的8万元,他解释道:“陆某是我的好朋友,这房子也是他帮我丈母娘造的,他给我的钱我转手就给了他的施工队,我没收。”在检察机关指控的最后一节事实,他被指控给予浦东杨园商业项目中心办理复工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了现金2万元。他对此解释,“这不是因为我帮他们审批,而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算是咨询费吧。而且这个项目是‘上面’有领导打招呼的,我是在帮朋友忙。”
  
  【旁听手记】
  
  法庭上宣读的证人证词与陶建国的自辩差异很大。申港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某表示,陶建国并未在公司中实际出资。而且,当初陶建国曾对他说,“打死也别告诉别人公司和我有关。”原因很简单,他分明知道官员经商是明文规定禁止的。
  
  但如今在法庭上,陶建国却自己主动“大说特说”,原因一样简单。在他看来,比起触动刑法的“重罪”而言,似乎兼职经商成了“小来来”,能够逃避法律的惩罚。
  
  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而且在司法解释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或者双方礼尚往来的金额超过正常范围的,一概以受贿论处。如果证据确凿,任何辩解都难逃法律制裁。
  
  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陶建国案交代出的一群官员“股东”关系网,如果他所说的确为事实,多名官员身为国家公务人员,却打着亲友的名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事自己“业务”精通的房产等项目,“经营”范围从项目审批、动迁到建设、销售,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那么谁为房屋质量把关,如何控制高居不下的房价?最终吃亏的除了国家,更是被迫为官员灰色收入“埋单”的平头百姓。本报记者宋宁华
  
  人物背景资料
  
  “在业务方面相当精通,又年轻,原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这是公诉机关对陶建国的评价。
  
  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尽管出身贫寒,但陶建国用寒窗苦读、勤奋工作,为自己换来了一片光明的前途——
  
  资料显示,生于1967年的陶建国,成长在浦东合庆镇一个贫穷的家庭里。
  
  由于当时浦东的偏远地区还没有开发,合庆镇就是一个荒僻的农村;即便在这样的地方,陶建国的家境也属于当地的困难户,家中的生计几乎都是靠其父做装潢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的。
  
  像许多苦出身的孩子一样,陶建国要跳出“农门”,最可靠的路只有一条——读书。
  
  十几年寒窗苦读后,陶建国终于如愿成了当时合庆镇上为数不多的大学本科生之一,并修读了土木工程类专业。而这也确实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1999年,当时年仅32岁的陶建国,就担任了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城镇建设管理处(村镇规划土地处)处长助理的职位。
  
  之后的数年间,陶建国继续顺风顺水,连升3级,坐上了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的位子。